原本，我们前往南极点的行程应当在 2025 年 11 月 20 日，从南非开普敦正式启程。运营方 Ultima Antarctic Expeditions 要提前两天召开说明会，加上南极地区变幻莫测的天气可能会迫使航班提前起飞，因此，我提前了三晚抵达这座位于非洲尽头的城市。
春末夏初的开普敦格外迷人。阳光清透，海水呈深蓝色，空气里混着海风与青草的香气。趁着多出来的时间，我和朋友把开普敦能去的地方几乎走了个遍——大名鼎鼎的好望角、繁华又有些粗犷的市区，甚至乘上直升机，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的山海脉络。可惜的是，桌山缆车因风大停驶，那座经典的平顶山只得遥遥相望。
然而临近出发，Ultima 却告诉我们，由于南极正遭遇暴风雪，飞机暂时无法起降，出发日不得不延后，而新的日期却迟迟给不出明确答复。
旅行的热情被悬在空中，像风里的旗帜，不安，也无奈。
既然知名景点都跑遍了，我们索性把脚步放得更随性些。去当地人都不太会去的 银矿自然保护区（Silvermine Nature Reserve）徒步，在烂漫的山谷中吹风晒太阳；又驱车到市区外的娱乐城闲逛。甚至，还在开普敦炽热的阳光底下打了一场网球。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，真正的寒冷正在另一端等着我们，而这段南非的时光竟成了难得的“预备日常”。
22 日下午，我们终于可以出发了。
在机场，我们像办理任何一次普通航班一样排队值机，但工作人员递上来的却是没有任何条形码的登机牌。那一刻我们才真切地意识到这趟旅程已经远离常轨。
我们即将搭乘的是伊尔-76 大型运输机——不是商业航班，而是一架功能性极强、舒适度极低的铁家伙。
同行的乘客里，除了像我们这样的游客，还有不少印度南极科考站的工作人员。他们的目的地与我们一样，是 Nova Airbase，只不过抵达后，他们将前往印度科考站，而我们则会继续向南，前往位于南纬 70° 的豪华营地。
飞机内部简陋得超乎想象：裸露的电线、陈旧的设施、甚至连厕所都像路边临时搭建的简易款。起飞后引擎的轰鸣震耳欲聋，幸好机组人员给我们准备了降噪耳塞。俄罗斯机组成员的态度随意自在，只要不在机舱里抽烟，似乎大家要干什么都无所谓，于是很多乘客干脆四处走动、拍照留念。
五个半小时的航程，居然在兴奋之中悄然过去。
所谓的 Nova Airbase 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场，它甚至不在任何 IATA 列表里。跑道是用机械在冰原上铲出的平整带。而我，也在此体验了人生第一次——在雪地上降落的航班。
三位极地向导早已在冰面上等候我们，两位阿根廷人和一位中国人。从“机场”到营地，要花半小时车程。雪地上的视野开阔得惊人，天地仿佛被无限拉开，除了我们，路上看不见任何车辆。远山似乎近在咫尺，像只有十公里的距离，但向导 Angel 告诉我们，那其实有三十公里。南极的空气之纯净，让距离被无限压缩。
Angel 是阿根廷人，是专业登山向导，曾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，多次带队前往珠峰大本营。我们打趣问他：“既然我们都到了世界的两极，是不是也该挑战一下第三极——珠穆朗玛峰？”
他却摇头劝退：“攀登珠峰的人，只有三成能成功。路上艰苦得难以想象，五六十天的行程，高海拔让人难以入睡，也胃口全无。那不仅是体力的对抗，更是精神的煎熬。”
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南极营地简直是奢华的世外桃源——木质屋子简约而舒适，房间虽小，只有五平方米左右，但温暖而踏实。公共客厅却宽敞明亮，卫生间、浴室、电视、暖气一应俱全。考虑到所有建材与设备都必须从南非空运，这样的设施已属不易。
营地有好几栋木屋，我住在 2 号屋，1 号屋则是餐厅，旁边竟然还建有一个桑拿房。完成说明会后，在向导带领下，我们踩着柔软的雪登上营地外的小山丘。远处白色冰架一望无际，向导指着不远处说：“下面就是海，但现在完全结冰了。”
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：我们站在世界的尽头。
返回营地后，我们吃上了抵达南极后的第一顿晚餐。这里除了水并不生产任何物资，所有食物、生活用品都自南非空运而来。而水则靠冰雪融化取得，但由于严格的环保规范，用过的水还必须回收，统一运回南非处理。
这世界上最洁净的冰川水，被我们用来做饭、喝水，甚至洗澡。有人说，在日本，一瓶南极水能卖到十美元。我一边喝着热水，一边感叹自己正在享受一种昂贵又朴素的奢侈。但洗澡仍得节约，因为处理废水可是麻烦事儿。
此时正是极昼，太阳没有落下的义务。营地采用的是格林尼治时间，而南极大陆上的各国科考站用的却是不同的时区——在同一片白色大陆上，有些人正在吃早餐，而另一些人已经吃完晚饭准备睡觉。南极从不在乎时间，它像是一片与“人类逻辑”脱节的土地。
这一天，我们在开普敦的初夏说再见，在南极的白昼中重新开始。南极点之旅才刚刚开始，而我已经感到时间与空间，被重新定义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