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旅行是不断向未知靠近，那么南极点，便是这种靠近的终点。这里并不“壮丽”，也不“震撼”，甚至在视觉上显得极度单调。但正是这种近乎抽象的极简，让南极点成为地球上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之一——它不是风景，而是一个由科学与人类共识所定义的坐标。
2025年11月25日（南非时间），我抵达了地理意义上的南极点——南纬90°。
我们的行程从位于南纬70°46′的南极内陆营地开始。这里早已远离人们熟悉的南极半岛，是名副其实的极地腹地。早餐后，我们乘坐4×4雪地车辆前往 Novo Airbase。这是南极内陆最重要的航空节点之一，承担着向周边科考站以及南极高原腹地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。
前往南极点的飞机，与常规极地观光航班完全不同。飞往南极点的唯一选择，是巴斯勒 Basler BT-67，由二战时期的 DC-3 改装而成。本次行程所使用的机型，与帝企鹅行程相同，由加拿大航空公司 Kenn Borek Air 运营。这类飞机并不追求速度或舒适性，而是完全为极端环境而生，可在冰雪跑道起降，结构简单，几乎没有复杂的电子系统，维护可靠，对低温与强风具有极高的容错率。
飞机有供暖，但没有客舱加压。随着飞行高度逐渐升高，所有人开始佩戴氧气设备。机上配有专业医生，定时测量我们的血氧水平，以确保在高原和低气压环境中身体状况始终处于安全范围。
从 Novo Airbase 起飞后，我们连续飞行了4小时20分钟，降落在南纬83°的临时帐篷营地。这一停留并非偶然，而是南极航空的必经之路。飞机无法在单次航程内完成往返，燃油与载重必须严格控制，同时根据加拿大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，飞行员必须遵守强制休息制度。
营地没有任何永久性建筑。在这片荒无人烟的白色沙漠中，只有一排普通帐篷、一条由雪地反复碾压而成的飞机跑道，以及简单的加油设备。据介绍，Ultima 团队的4名成员——3名阿根廷人和1名俄罗斯人——在将近两个月前便从 Novo Airbase 驾车抵达此地，开始搭建营地并修整跑道。随后，再通过飞机运输和空投的方式，将其他物资陆续送达。营地建成已有一个月，而我们，是他们一个月以来见到的第一批外来访客。
站在营地中央，看着这些极其简陋却高度可靠的设施，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为了让他人实现梦想，他们选择在如此寒冷、孤独而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近两个月。这种沉默而坚定的付出，远比任何壮丽的景色更令人动容。
去程中，我们在83°营地停留约一小时完成加油。短暂使用洗手间、喝了一杯热茶稍作休息后，飞机再次起飞，继续向地球最南端推进。
再飞行约两小时后，飞机缓缓降落。此刻，你已经无法再用“向南”或“向北”来理解方向——在南极点，所有方向都是北。这里没有地形起伏，也没有任何地标参照。南极点并不是一个清晰的“点”，而是一片高度统一、没有差异的冰原。真正定义它的，是科学测量和人为约定。
迎接我们的，是阿蒙森—斯科特南极站（Amundsen–Scott South Pole Station）的站长。这座美国科考站建于1957年，位于南极高原，海拔约2835米，是世界上位置最南、运行时间最长的永久性科研站之一。作为美国的国家级科考站，它的名字却并不属于美国人，而是用来纪念两位极地史上的关键人物：1911年12月14日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挪威人罗尔德·阿蒙森，以及1912年1月抵达南极点、返程途中不幸遇难的英国人罗伯特·斯科特。
如今的科考站已是第三代建筑，采用高架结构设计，以减少冰雪堆积。站内常年使用新西兰时间，以便与主要后勤基地保持同步。我们按南非时间抵达时已是傍晚，而对他们来说却是清晨。但在极昼中的南极点，无论如何定义时间，太阳始终悬在天空，从不落下。南极夏季，科考站常驻人员约150人；而到了漫长的极夜冬季，这一数字会缩减至约40人。
阿蒙森—斯科特站存在的意义，并不在于地理上的“极端”，而在于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价值。这里是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理想地点，极端干燥而稳定的大气条件，使天文观测精度达到世界顶级水平。同时，厚重的冰盖如同一部自然档案，记录着数十万年的气候变化历史。
在站长的引导下，我们参观了科研区、生活区以及公共空间，包括实验室、活动室和室内体育场。在这里，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高度交织，人类在极端环境中建立起一套冷静而理性的秩序。
离开科考站后，我们前往仪式南极点。这里插着12面国旗，代表1959年最初签署《南极条约》的国家。它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南极点，而是一个象征性空间，强调南极“非军事化、非主权化、仅用于和平与科研”的原则。当天我们运气极好，尽管气温约为零下35摄氏度，但阳光明媚、蓝天白云、几乎无风，大家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。
为了拍摄视频，我摘下了帽子和手套。起初并未感到异常，但大约四分钟后，双手逐渐失去知觉。幸好队医及时发现，帮我戴回帽子和手套，才迅速缓解。
随后，我们走向真正的地理南极点——南纬90°。这是一个会“移动”的点。由于南极点位于厚度超过2000米的冰盖之上，而冰盖每年缓慢流动约10米，因此每年元旦，科考站人员都会重新测定南极点的位置，并更换当年的纪念标志。这也是为什么南极点的标记每年都不相同。历年的标记盘，被整齐地收藏在阿蒙森—斯科特科考站的展示橱窗中。
在南极点停留约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们依依不舍地踏上返程。同样需要在南纬83°营地停留。根据加拿大航空条例，飞行员必须至少休息12小时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营地的帐篷中过夜。两人一帐，帐篷内配有行军床、防潮垫以及零下50摄氏度等级的睡袋。室外温度约为零下25摄氏度，伴有阵风，但双层帐篷密闭良好，寒风无法灌入。
阿根廷向导 Angel 告诉我们，这种睡袋保温效果极佳，只需穿一层衣物即可保持温暖。然而，在极昼与高原环境中，真正睡好并不容易。永不落下的太阳透过帐篷，室外发电机与飞机引擎持续的轰鸣声，让夜晚显得格外漫长。为了防止发动机在低温中结冰熄火，飞机整夜未曾关闭引擎。
第二天中午，我们登机返航，与营地工作人员告别。我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与祝福。又是五个小时的飞行，我们顺利返回 Novo Airbase，随后驱车回到舒适的绿洲营地。营地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开启了桑拿房，帮我们驱散一路带回的寒意。
迄今为止，全世界抵达过南极点的人数不足五千。我很感激，此生能够站在这个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地球最南端。2023年，我也有幸抵达北纬90度——地球的最北端。能够在同一生中走到地球自转轴的两端，是我一生的骄傲。 更重要的，是我始终记得：在每一个看似个人的梦想背后，都有无数人在极端环境中默默付出。正是他们，让这片本不属于人类的土地，短暂地向我们敞开。
